读《论学者在案例指导中的作用》之思考

作者:陈萍 时间:2017-1-23 11:51:32 阅读:3543次

    自2010 年11 月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来,通过发表指导性案例的案例指导制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如何将英美法系中的判例优势与大陆法系的三段论研究相结合,想来是每个法律工作者都会感兴趣的问题。然而也正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这方面的截然不同,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各方面仍需健全,如何通过案例指导制度促进我国法治进程,还需法律人的共同努力。

    阅读本文的同时,笔者也查阅了相关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学术成果,并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点:几乎每篇文章都会提到指导性案例的一个问题所在——最高法院虽然在我国法院体系中处于最高点,但是因为管辖权分配的结果,最高法院对疑难案例的判断及司法实践的熟悉程度有时反而不如一线法官,导致其形成的案例不一定能起到“指点迷津”,为基层法院树立一个判决标杆,起到“同案同判”的影响效果。这与笔者一直以来对最高法院的印象相比可以说是颠覆的——原本以为法院等级越高,门槛越高,法官素质与法学素养自然越高,判决的质量自然也递增。笔者之前在对“桂冠电力与泳臣房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一指导案例的学习研究时,就发现了该案例的判决与说理的不妥之处,当时还不无失望地表达出解亘先生“先例性抽取”这一高阶方向的“高处不胜寒”之感叹。这次再次阅读,忽然想到,也许正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仍需完善提高,更需要发挥学者在案例指导中的作用,将法理从判决中抽出分析,形成能够普适的规范,使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逻辑上也能够通顺,为指导性案例进一步的完善指明方向,也使基层法院法官能够更加明白如何对指导性案例适用和参考。笔者虽然不能自夸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再次阅读带来的新的思考与发现,着实是让人愉快的阅读体验。

    正如文章中提到的,说起法律续造,主体都会指向法官,文章也提到了各种学说以及各自所有的弊端。但就笔者曾在法院工作的见闻,怕是最大的障碍在于,“法官造法”这种行为在现行法官终身责任制与行政化色彩浓厚的法院制度下,法官本身对其的抗拒。试想,一旦造法失误,便会有责任追究,而只要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即使最终结果不合理法官也可以向上级交代,无须有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下,法官如何有动力进行这方面的法律活动?我想,本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便是学者的参与。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公布,从层级上保证了他的适用范围和“服从程度”,而接下来对具体案例的先例性抽取和相关法律构成要件的认定工作则交给学者,通过学者的体系化思维、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优势,对在所抽取规范与制定法等的关联中阐明其在实定法体系中的定位,不仅仅为将来预测判决,更是要通过对判例的批判,为恰当的裁判准则的形成施加影响。不是靠借鉴英美法律制度,也不依赖传统的学说,而是通过法律人的合力,共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易于推行和发展的案例指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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