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不自由司法救济研究 的文献综述及评价

作者:陈萍 时间:2017-1-3 9:02:56 阅读:3775次

    摘要:文献综述是研究的一个基本步骤,对研究方向、深度、广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法律对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三个方面,对其救济在法律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本文将通过梳理我国众多学者及他国立法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意见,为将来研究提供避免重复劳动之便,同时也将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意见。

    关键词:意思表示不自由 文献综述 欺诈 胁迫 乘人之危


    一、意思表示不自由与法律效力

    意思表示自由,应当是私法自治理念的基石。只有意思表示自由,私法自治的精神和规则才能运行通畅。然而,在意志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表意人有可能受到来自他人的不当干扰,此时便需要司法救济以保护表意人的真意和正当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3项和《合同法》第54条第2款都规定了意思表示不自由的三种情况: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但是规定的司法救济不同,《民法通则》规定该种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将其修改为可撤销。学者多数认为,《民法通则》的规定强制性过大,而修改后的《合同法》更利于调整私法行为。如朱庆育教授认为,“第一种选择(指《民法通则》之规定)较为简单、直接,却有立法者替当事人作出判断之嫌,此时,即便自由意志受干扰之人欲接受法律关系的内容,亦不可得,结果本应为当事人自由意志提供保障的制度,却越俎代庖充当私人意志的决定者。因此,与私法自治理念更为吻合的选择是,将是否有效的决定权(撤销权)交由意志自由受不当干扰之人。” 李永军教授同样也表示,“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相比,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无限地扩大了无效法律行为的范围,而极大地缩小了可撤销法律行为的范围。这样就将许多本来应由当事人个人形式的决定法律行为命运的权利归到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扩大了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合同法》(第54条)顺应时代的发展”。

    笔者也认为,《民法通则》的规定过于行政强制化,这与其出台时我国还处于公权力的绝对强势背景有关,不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反而不利于保护表意人的情形。例如乙因甲的缘故处于意思不自由状态下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卖货物给甲,而在合同成立后货物交付前,该货物市价暴跌,甲便希望通过《民法通则》无效条款毁约,使该合同无效,这便使乙的利益受到了两次侵害而无法救济。而如果采用表意不自由可撤销的方式救济,便不会出现该问题。

    二、欺诈

    欺诈行为的界定可以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般无争议,应具备欺诈故意、欺诈行为、因果关系。具体含义学者之间也只有用语方面的差异,此处便不再赘述。

    《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梁慧星先生认为,“第52条所谓‘损害’应解释为‘直接损害’,所谓‘国家利益’以解释为‘社会公共利益’为宜”, 朱庆育教授同时对该规定提出疑问,将损害国家利益作为受欺诈合同效力的加重要件,会形成未作欺诈则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有效性不受影响的推导。笔者认为,立法者原意是为了着重保护国家利益,但确实造成了奇怪的逻辑推导结果。无论是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都无须与意思不自由绑定,而国家利益也不能被社会公共利益所取代,它们所代表的利益并不相同。国家利益代表的是政治利益和阶级利益,侧重于国家安全与发展,而社会公共利益偏重于社会大众的公序良俗及社会活动的正常秩序利益。在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中,可直接将“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作为总则法律行为的一般性规定,无需在意思不自由项下进行保护,反而会限缩了保护范围。

    《法国民法典》第1117条规定:因错误、胁迫或欺诈而订立的契约并非当然无效;此种契约,依本编第五章第七节规定的情形与方式,仅产生请求宣告其无效或应予撤销之诉权。 第1313条(即前法条所指第五章第七节)规定:成年人因订立的契约有失公平而受到损害时,仅在符合本法典特别规定的情形与条件时,才能以此原因请求取消该契约。 因此,在法国,能够主张契约相对无效的人只能够是契约相对无效对其提供保护的人,不是契约相对无效对其保护的人没有资格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官宣告契约无效。也就是说,受到欺诈或者胁迫的一方当事人能够主张契约无效,实施欺诈或者胁迫的另外一方当事人则不得主张契约无效。 这样一来,笔者上面所举的甲乙买卖合同的例子中乙的权益就能得到最完善的保护,因为甲在此案中连撤销权都不存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修订可以参照此规定进行补正,使得司法救济的结果更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

    第三人欺诈,同样会导致表意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干扰,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有关欺诈的规定都限于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规范对象,我国应当学习吸收《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规定的第三人欺诈下表意人对表示受领人和权利取得人的撤销权,分情况保护善意的表示受领人,  这对欺诈下的表意自由的保护更为全面。

    三、胁迫

    胁迫之构成要件学界也无争议,包括胁迫故意、胁迫行为、不法性及因果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第69条对胁迫进行了定义,在定义构成胁迫的危害时,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本意是为了法官可清楚参照,但列举式立法的弊端依然存在——无法穷尽所有情况;况且按照此规定,是否所要挟的危害及于公民本人及其亲友之外之人,便不算胁迫?那心存大爱之人岂非遭殃?故《民通意见》应当在未来修改为作典型列举而非封闭列举解释,更为合适。

   《法国民法典》第1117条将胁迫与欺诈并行规定,故其法律效力同于欺诈,我国同样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条规定:“因诈欺或者不法胁迫而被诱使作出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表示”,而第2条规定第三人欺诈时撤销权的行使条件,但并没有规定第三人胁迫时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根据文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胁迫无论由当事人还是第三人作出,该受胁迫的法律行为均可撤销,且无条件限制。这意味着,第三人胁迫时,善意表意受领人也不值得保护, 应该是考虑到胁迫行为相较欺诈来说主观恶性更深,对表意自由影响更大。而我国法律同样没有对第三人欺诈进行涉及,也应当进行补充。

    四、乘人之危

    乘人之危这一规定,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是很难找到对应规定的,因为在国外的民法典中,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所规定的“暴利行为”,都是将乘人之危作为引起显失公平的原因,而显失公平作为乘人之危的后果,规定在一项条文中。而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是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作为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两个原因来对待,有学者批评认为这种立法格局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梁慧星先生在其所著的《民法总论》(第四版)中“意思表示不自由”一节中并没有对“乘人之危”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在其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所编撰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也将乘人之危作为原因规定在了“显失公平”这一条款中, 可见其态度。

    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主要争议在于非财产利益的损害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乘人之危所涉利益,对此,朱庆育先生和韩世远先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同时提到了一个相似的案例,甲有一祖传名画,珍爱异常,为其无价之宝,乙多次求购而不得;甲在其遭遇大难急需金钱之际,乙再次以市价求购,甲终忍痛割爱。韩世远先生认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并不以财产上的损害为限,如甲对该字画确有特殊感情,则可以认定非财产损害的发生,可以构成乘人之危。 而朱庆育先生则认为不然。甲不得以危难被乘为由主张撤销,应认定为自由意志的结果,是因为在甲看来与其当下困境相比,对祖传名画的情感利益可以放弃。笔者认为,非财产利益的损害,不应成为乘人之危导致的法律行为可以救济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交往活动中,尤其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经济交流中,法律无须完全排除当事人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与其称之为“损害”,不如说是“代价”,为当事人自主考量后作出的抉择。如果情感利益这样的非财产利益都能单纯构成主张撤销的理由,则经济秩序将被严重干扰,且如何举证也十分困难。我国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制度,在物权人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意思自由与物权这样的绝对权利都需让位于经济秩序的保护,更何况当事人自己权衡下的情感割舍?在保持法律精神一致性的考虑下,也不应将非财产利益的损害单独作为导致意思不自由的要件。

    再根据我国《民通意见》第70条的规定,既然我国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必须有乘危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求,而“当事人称对方出于危难之机”又不能单独导致乘人之危的达成,笔者认为,乘人之危实在无需单独规定,考虑与国外民法立法接轨是合适的。可参照《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将“危难之机”扩充,将“无经验、缺乏判断能力或者显著意志薄弱”一并纳入,同时收益对象由乘危人扩充为“向自己或者向第三人”, 合并我国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之规定,在侵扰意志自由的逻辑下 统一规范法律行为。

    《法国民法典》第1118条规定:“因显失公平,致使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事实,如同本编第五章第七节所规定,仅对特定的契约或者仅对特定的人,构成取消契约的原因。” 这一规定与其对欺诈、胁迫的规定一样,将撤销权仅赋予受损害一方,我国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流之后,该规定同样有借鉴价值。

    五、结语

    我国在未来民法典编纂时,在对意思表示不自由进行司法救济时,应当采取可撤销的当事人自由选择方式,参照《德国民法典》对第三人进行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第三人受益进行规制,并吸纳《法国民法典》将撤销权只赋予表意自由受损害一方的规定,同时扩充“危难之机”的内涵,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为一体。这样立法在逻辑上更通顺,也可以避免现在实体法中出现的规定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